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建设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便是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国家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学术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为在一个更为宏阔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视野下推进党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战略性机遇。在这种情势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继续提升党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和作用，并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作出源自党史学科的独特贡献，就成为党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刊特设置“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栏目，以期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新进展。今年第1期首先推出了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今后，我刊将持续关注和推动党史学科建设，继续组织党史学界展开相关学术讨论。

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更多的则是在学术会议上以及学术同仁间进行的思考与交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中共党史研究》当此之际组织关于党史学科性质与建设的讨论，可谓恰当其时。借此机会，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谈些看法：一是对党史学科性质的探讨做一个历史回顾，目的在于评估一些观点出现的历史背景及价值，为今天的思考提供借鉴；二是如何提高时代站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发审视中共党史学科及其建设；三是基于上述对历史和时代的分析，提出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的一些设想。

一、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性质的认识回顾

中共党史作为课程是在延安时期首先进入党校教育中的，新中国成立后则作为政治理论课进入高等学校。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亦拉开帷幕。党史学界借助政治上强调“实事求是”的大氛围，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彰显“实事求是”原则，努力求真求实，还党史以本来面目，科学评价重大党史事件与人物，一时颇为人瞩目。显而易见，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是由政治促动的，历史地看，也是政治优先的党史工作发展的逻辑结果。何以这样讲？我们知道，中共党史首先是历史，这本来是无须赘述的常理，仅是名称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最初出现的“中共党史”称谓、对党史的回顾与省思均源于党内，出于政治考量。更进一步讲，无论是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领导人讲党史，还是延安时期党内学习和研究党史并最后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出于党内在革命路线战略策略乃至方针政策上统一思想的需要，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1]。

无论是在党校还是高校的教学中，中共党史的政治教育功能都是第一位的。问题出在为政治服务最后变成了为极左政治服务，党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随意歪曲、编造，尤其是形成了路线斗争化的叙事结构。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还党的历史以真实面目，就成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拨乱反正的集大成者，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围绕这个决议的宣传并由此出发的以求真为目标的党史研究开启了学术化进程。寻求历史本相，当然需要遵循历史学的规范和方法。在富有治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早就是成熟的存在，只是用不用、用到何种程度而已。于是，党史研究的历史学意识日趋凸显，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逐步成为党史学界的共识[2]。但是，我们必须马上指出的是以下两点。其一，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这一认识，主要表达的是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追求，而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建制”意义上的学科。进一步言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党史学人谈论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科之际，主要关注的是像历史学那样史料优先、求真优先、客观评价优先，研究成果要更像或者就是历史学成果。而我们今天谈论“学科”时，主要涉及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学科体系结构、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在理论方法话语方面的独特性等重要维度，而这些“建制性”内容在当年是很少有的。其二，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展，并不意味着党史学人倾向于将中共党史研究纯历史（学）化，实际上很多党史学人甚至可以说多数党史学人在肯定党史研究与教学必须实事求是、弄清历史真相的同时，认可并大力提倡党史要充分发挥资政育人功能，要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要注重史论结合。

有意思的是，伴随着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党史研究队伍逐步分为两支力量并在新世纪后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第一支队伍主要由高校承担中共党史或相关政治课教学的教师、党校党史教员、党史研究部门业务人员组成，人数多，力量大[3]。作为体制内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是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换言之，讲政治优先、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统一起来，是他们遵循的主要原则。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等系列领袖人物传记，可以视为上述宗旨的典型体现，产生了巨大的学术与社会影响。第二支队伍主要由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尤其是高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构成。这部分学者主要遵循历史学规范，以求真为鹄的，致力于还原或重建历史真相。由于受到各种复杂现实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支队伍在新世纪之前人数较少。但进入新世纪后人数渐多，特别是很多年轻学者加入进来。此外，个别从事社会学、政治学的年轻学者也加入进来。这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较高，尤其是创新性、启发性较强，学术影响力很大，尤其受到党史、历史及相关专业研究生的热捧。

当然，上述两支队伍的划分只是逻辑上的、典型意义上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存在大量的交叉、流动与合作，尤其是高校从事党史及相关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其研究成果呈现复杂的类型结构，如更突出一般历史学研究的规范，积极尝试“新革命史”“新制度史”“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等。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都是明显的，学术成果的质量是在不断提高的，因而成就也是显著的。

与党史学术研究不断进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研究与宣传、社会各界对党史怀有极大兴趣和期待相比，中共党史作为高校的一门学科却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问题亟须解决。要厘清解决之道，就需要先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回顾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中共党史学科先后面临两次危机或“准危机”，但其内涵与意义完全不同。第一次发生于90年代，严格说来算不上危机，只不过是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与所谓“史学危机”甚至整个人文学科危机是连带在一起的。进一步言之，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剧烈社会转型，使包括党史在内的一些学科风光不再，无论是社会关注度还是人才尤其是后备人才队伍等均大幅收缩。历史地看，这实属正常。此外，在90年代，党史学科在建制方面并未遇到真正的危机。尽管“中共党史”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自1985年起已逐步被“中国革命史”取代，但作为学科最主要支撑之一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位点并未因此受到实质影响。中共党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尤其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在迅速增加。公共课调整了，但并未因此设立中国革命史学位授予点（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中国革命史专业本科生外）取代中共党史或与中共党史并列。中国革命史教研队伍主要来自中共党史专业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毕业生。90年代末，“中国革命史”又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次公共政治课调整对中共党史学科有一定影响，毕竟课程从历史转到了理论，但实质性影响也不大。因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有着亲密“血缘”关系，况且党史和革命史教研历来重视“史论结合”甚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概括胜于历史过程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并不存在以“毛泽东思想”命名的学位授予点，也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位授予点。“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师资主要还是来自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学位授予点。

对于党史学科而言，真正的考验源于进入新世纪后的学科调整和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改革。自2005年开始，国家设立新的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六个二级学科和学位授予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原来与中共党史同样作为二级学科且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得到极大加强的一级学科，而中共党史在学科地位上却依然故我。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两个二级学科，将中共党史教研队伍的大部分吸纳进来，党史学科因此面临队伍分离分散、学科空间萎缩等一系列问题。接着，自2008年开始，高校政治理论课新方案开始落实。与中共党史关联度最密切的有两门课：一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后改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关键是这两门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二级学科支撑和人才培养平台，再无需要假手党史学科。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科建制的意义上、在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上谈论中共党史学科属性和定位的问题出现了，并一度成为党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发表丁俊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之断想》一文，归纳了学界在党史学科属性问题上的几种意见：一是仍然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内的二级学科，二是归入历史学科，三是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四是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她本人赞成党史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翌年，丁俊萍又与宋俭合作，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一文。该文进一步发挥前文中的有关想法，集中论证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实际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大多数党史学者的看法。2010年中央召开党史工作会议，给党史学界新的振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通过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上级机关提出设立“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一级学科的设想方案。2010年8月16日，著名党史学家张静如在《北京日报》发表《中共历史学应提升为一级学科》的文章。然而，学界的呼吁与建议未见采纳，党史学科在2017年又迎来更严峻的考验，那就是党的建设学科独立且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独立设置，是时代的要求。作为高等教育为党的治国理政服务、为“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服务的重要体现，党的建设学科理应加强。2011年之前，党的建设是包含在党史学科里的，学科目录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在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中共党史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学科方向，名称为“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党的建设不再被括弧，且置于中共党史之前，但党史与党建仍然是在一起的。201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之后，教育部召开数次专家会议，研讨党的建设学科，并决定先在一些高校和中央党校等教研单位进行学科建设试点，自2018年起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至此，党史与党建的分离落下帷幕。

中央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进行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增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都是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取得了明显成就。与此同时，中央对党史也是高度重视的，2010年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的“10号文件”，其中特别提到中共党史要为中国近代史公共理论课教学提供学科支撑。然而现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蒸蒸日上、党的建设学科摩拳擦掌之际，中共党史学科在高校却处于不利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局？原因在于高校学科建设需要课程依托、需要人才培养平台，而这两者是按学科进行的。

先说课程，中共党史最初是作为政治课进入高校的。党史学科的两个大发展时期分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正是党史或革命史作为政治课奠基和恢复的时期。后来的逐步萎缩，也是因为党史和革命史退出政治课体系。这里特别需要指出，高校的学科建设与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密切相关。除公共政治课以外，中共党史作为高校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专业课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党史专业本科生只在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延安大学、井冈山大学等单位招生，影响力有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诸多高校均招生，但是并非所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都开设中共党史课程。再说人才培养平台，如果公共政治理论课程调整不涉及学科调整、不影响已有人才培养体系和结构，那么，党史学科危机还不会多么严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都有了从硕士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而这两类人才的培养过去主要在党史学科，不断的分家造成中共党史这一母体的日趋衰微。历史表明，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平台作为中共党史学科兴衰的两个关键因素亟待加强。在高校教学与研究高度专业化、学科化的今天，没有学科支撑的研究与教学犹如流浪汉，不要说发挥作用，就是赢得尊重都很难。

二、强化看待中共党史学科的新时代站位

中共党史学科面临的问题和不足几乎是高校党史学人的共识，由此产生的焦虑是持续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发表王炳林的文章《中共党史学科是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引起党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为文章反映了高校党史学人的共同心声和长久期盼。无论是前述丁俊萍、宋俭的文章还是王炳林的文章，他们关于“中共党史党建”作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论证均很充分，关于学科体系建构的主张亦有很大的可行性。笔者无意重复他们的观点，在此需要着重强调的问题是，对于党史学科的性质与定位一定要站在新时代高度来加以审视和思考，不仅仅是盯住党史学科本身，不仅仅是看其内部结构，而且需要跳出学科看学科，更要看到外部环境变化，看到社会发展需要。换个角度讲，学科的存废与调整，从来不是仅仅出于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同时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有的时候后者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就中共党史学科而言，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共党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居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两次凯歌行进，无不与中共党史的研究与学习密切相关。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和研究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认同，带来了党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改革开放启动之际，党史研究与学习更是有力地推进了拨乱反正的政治进程，推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巩固，推动了通过改革开放探寻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伟大事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评估中共党史的地位与作用，关系重大。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背后的核心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才能深刻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4]，党史国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什么是新时代站位？这就是新时代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大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是完善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5]。什么是新时代站位？这就是新时代站位。学界有言：“历史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数学。”由此，我们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共党史既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乃至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众多学科的“数学”。不懂中共党史，很难把涉及当代中国的问题说清楚。什么是新时代站位？这就是新时代站位。笔者以为，只有站在这样的新时代高度，思考中共党史的学科定位、学科性质、学科建设，才能得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结论。

其次，进入新世纪以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成为讨论热点。2016年5月17日，中央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表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就是强调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共党史及其相关学科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不仅不能缺席，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基础。著名学者费正清曾指出：“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6]从学科起源上讲，中共党史的中国本土特色无须赘言。从学科发展看，与社会科学中诸多源自西方的学科相比，中共党史在理论预设、方法论、基本概念与范畴、话语方式等方面没有那么强的西方依赖性甚至不可分割性。当然，必须马上指出，这样讲绝不是说中共党史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实际上恰恰相反，要真正做到体现中国特色又能国际通行、做到政治正确同时学理性很强或达至“用学术讲政治”的化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同时因为存在诸种问题或缺陷影响作用的发挥，所以需要在学科问题上有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7]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及其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丰富素材；中共党史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也应该迈上一个新台阶了，而新台阶的重要标志就是学科定位与学科体系的科学认知和建构。

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史展开的重要论述，是我们思考和定位新时代中共党史及其相关学科建设的根本遵循，这里有如下几层意思。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时代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指导，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促进新结论的得出。其二，习近平围绕中国共产党展开的重要论述、得出的重要结论，如关于党的地位与作用、关于党的理论创新、关于管党治党等等，为开展党史研究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新领域。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而且包括党的现实，不仅仅是实践而且包括理论，均应纳入学科建构视野中来。近些年，海内外学界有人力倡“中共学”，这一叫法是否严谨暂且不论，但是它对于我们思考学科建设有所启发。换言之，围绕中国共产党展开的研究，领域是广阔的，问题是综合的，学科是交叉的。其三，习近平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创新性见解，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创新中共党史及相关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他的“大历史观”极富方法论意义。例如，习近平经常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和评价，经常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来言说和评价新中国历史，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经常讲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对于我们思考中共党史的历史阶段演进和党史分期问题并因此深化一些认识或得出新认识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启发。再如，习近平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走出来”，经常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来概括中国共产党历史，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启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里程碑，还有他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概括等等，为中共党史深化主线主流与本质的阐释、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带来了新任务。又如，习近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500年的概念，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的结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径等等，为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置于战后全球发展与国际比较的历史中深化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指导，等等。[8]总之，习近平在中共党史理论与方法、重大问题与重要人物等方面的论述，为新时代党史研究教育宣传提出了新任务。这一任务的达成离不开学科建设，离不开学科的定位、学科体系的建构。

三、关于中共党史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建构

清楚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提高了学科建设的时代站位，我们也就能够有的放矢地讨论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了。笔者的主张和观点很明确，以中共党史为基础，以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骨干构建新的一级学科。

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新时代的要求，均说明只有设立一级学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学科目录的修订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曾把“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设为独立的一级学科[9]。遗憾的是这一方案未被实行。在2005年前后有关单位讨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时，很多人为党史党建学科究竟是放在哪个一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或历史学一级学科“而各执一说，难以达成共识。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党史党建学科就其整体来说，确实很难归属于这几个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10]。

学科的设立和发展，一方面要遵循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学科发展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学科分化在加速，二是学科之间的综合在加强。这两种看上去矛盾的趋势，在一些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上却得到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如此，中共党史也应该如此。仅从学科角度言之，中共党史既以历史学为基础又是政党学、政治学的关注对象，既注重史实陈述又必须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精通党的历史又要关注现实、关注实践最新动向，既需要历史学、政治学的功底又必须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积累，这样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结构最适合设立一级学科。下面，笔者谈些具体看法。

首先，作为一级学科的名称问题。以中共党史为基础设立新的一级学科，需要有一个包容性强的学科名称，以便构建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笔者认为新的学科名称可以叫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或者“中共党史党建”：前者意在表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容纳，类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叫法；后者突出学科的基础与主干。究竟哪种学科名称更好，可以再研究。但正名很重要，古人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其次，最重要的是二级学科的设置。这里，首先需要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个学科对象进行分析。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共党史包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史、党的理论发展史、党的建设史“三位一体”，这已经成为党史学界的学术共识。从现实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新发展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中之重。概言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建构，需要充分关照历史、理论、实践三个方面，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已有基础、未来发展和现实需要这样三个因素。由此出发，二级学科的设计可以有不同方案，但是主干不能丢。况且党史学界在已有的各种设想中，在以下二级学科上已取得了高度共识：一是中共党史，二是党的建设，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作为二级学科，已经形成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招收本科生的院校有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等四所高校，拥有招收党史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学科点共18家，拥有招收党史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学科点有83家。党的建设作为新设立的二级学科从201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目前正式批准的有11个学位点，实际招生或正在准备招生的学位点要远远超过此数。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党史与党建虽不同，但是两者不可分。党史是党建的基础，不懂党史很难把党建研究搞好，甚至会硬性套用西方政党理论与制度，导致南辕北辙。从最初“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到“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的学科名称就很能说明问题。况且，目前从事党建研究的骨干力量大多数来自中共党史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2005年以后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开始招生且发展极为迅速，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都会招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来就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方向。不懂党的历史，很难准确而有深度地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传统党史学与历史学党史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前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史的高度重视。胡乔木曾指出，“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首要的就是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应用于中国的历史[11]。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生力军，相当多的来自中共党史专业，党史学界也一直关注党的理论创新并发表大量研究成果。这三个二级学科，基本上能体现党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管党治党（史）的三位一体架构，且有基础，比较成熟。

除上述三个主干学科外，可以考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二级学科纳入。原因很清楚，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在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性要求的关系上，在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在研究时段和重大问题上高度叠合，这是同属一个学科的最重要基础。实际上，国史研究者最主要的学术交流对象也是中共党史学者，传统历史学界基本上不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放在历史学门类中国史一级学科内并非最佳选择。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作为领导一切的最高政治力量、作为中国政治的最主要特色，决定了国史与党史的特殊密切关系，两者同处一个一级学科内更有利于在诸多领域形成合力和优势，更能促进学科发展。另外，随着改革开放历史的延续，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得到愈来愈显著的验证，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愈来愈引起海内外关注，改革开放史从中央领导层到学者乃至普通民众都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感兴趣。改革开放史与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重叠，但是又有独特价值，将改革开放史作为一个学科方向无疑是有意义的。还有，在一级学科的构想中，许多学者均主张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纳入。这一点无论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内容上看，还是从中央文件要求上讲均无问题。道理很清楚，只有具备深厚的中共党史学素养，才能正确回答历史选择了革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等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总之，设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符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是中共党史还是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中共党史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法学还是历史学。从前述学科历史回顾、时代需要、学科结构看，作为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更合适。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的共识可以弃之不顾，而是在充分遵循历史学规范的基础上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行，注重“整体性”研究、做有理论关怀的历史学和有历史纵深的理论研究。

也许有些学者担心，设立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会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这种担心实无必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现有七个二级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四个二级学科关系密切度较高，而党的建设、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关系密切度远低于与中共党史的关系。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可以考虑新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新的二级学科，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更重要的是，学科设立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寻找学科发展的最佳途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学科，加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群，在这个学科群的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更能促进学科发展，更能引领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建构。

最后，从振兴中共党史的角度，还需要谈谈作为公共课和专业课的中共党史课程问题。在高等学校振兴党史，需要进行学科整合，即设立新的一级学科，以聚合力量、整体谋划、科学布局。同时，中共党史要在高校获得应有地位和影响力，真正发挥资政育人作用，还需要恢复其在公共政治理论课体系中曾经持续20多年的原有地位，可以考虑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为课程名称，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党的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一个学科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学科的主干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位阶。从学科历史上看，对于中共党史而言，是否被纳入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至关重要，这就涉及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与调整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每十年左右就会有一次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调整，以适应时代需要。目前实行的是2008年方案，一般说来可以调整了。更重要的是，目前高校正在陆续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如果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门数不变，那么课程调整势在必行。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笔者认为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合并为一门课——“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将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党的建设有机融合在一起，系统讲授给学生。同时，借助这门课程，能够更好地整合高校党史资源，提高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就共同构成了富有新时代特点的公共政治理论课体系。

就高校本科生专业课设置来说，除了几所招收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的高校外，需要进一步落实教育部的最新培养方案，把中共党史切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必修课普遍开设。同时，根据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精神，鼓励历史学、政治学等专业开设中共党史课。在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中统一设立中共党史研究课。在有条件的高校，鼓励设置独立建制的教学与研究机构，适当扩大中共党史人才培养规模。

总之，设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在中国共产党迎来100周年诞辰之际，解决党史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问题尤为迫切、意义尤为重大。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400页。

[2] 其实，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之初，在整个历史学领域也存在“让历史学回来”的问题，即改变过去结论先行、以论代史甚至大搞影射史学的做法，让历史学回归正常轨道。对史料学的重视、对实证史学的强调、对“乾嘉学派”的赞赏等史学思潮就是证明。中共党史学的“求真”取向虽然主要源于历史决议，但也不是对史学思潮无感，尤其是历史学意识的持续和强化显然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动向密切相关，虽然其反应要慢一些、间接一些。

[3] 根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人民大学于2014年7月所作的调查，不计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全国党史部门在编业务人员8949人。根据2020年最新统计，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已超过10万人，如果粗略按公共政治理论课的配比计算，大致上有2万人左右从事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课程教学与研究。

[4]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

[5]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

[6] 〔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8] 参见杨凤城：《习近平党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9] 丁俊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之断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

[10] 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该文与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科是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一文，共同就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不能简单地划归历史学、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作出了充分论证，此处不赘。

[11]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4、237页。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